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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刚谈苏轼、苏辙与北宋期间

来源:澳门银河app下载 作者:现金银河app下载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9-06-23
摘要:世本来就比庙堂更大,就像人其实比臣加僧的外延更大。苏轼的好处,就是根据自己目前的阶段、现有的条件,充分发挥在臣僧之外的各种做人的可能性。

朱刚(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)

朱刚,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,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,中国苏轼学会副会长。著有《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》(1997)《苏轼评传》(与王水照合著,2004)《宋代禅僧诗辑考》(2012)《唐宋“古文运动”与士大夫文学》(2013)《中国文学传统》(2018)。

近日,朱刚新作《苏轼十讲》《苏轼苏辙研究》分别由上海三联书店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。《上海书评》专访了朱刚,请他谈谈苏轼、苏辙,以及北宋的政治、学术与文学。在访谈中,对于乌台诗案、新旧党争、士大夫禅、新儒学诸派别、苏辙与北宋学术的终结、两宋士大夫文化的连续与断裂、宋诗的交际功能、女性与士大夫的人际网络编织及情感表达、日本的“近世”中国研究,朱刚提出了他的见解。

《苏轼十讲》,朱刚著,上海三联书店,2019年7月即出,438页,58.00元

《苏轼苏辙研究》,朱刚著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9年6月出版,472页,70.00元

您在《中国文学传统》中说,今人眼里的古代“文学作品”,是受了“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”而被确立的。苏轼、苏辙虽然因其诗词文杰作而彪炳中国文学史,但当人们言及他们的人格魅力、处世姿态,往往会溢出“文学”。您的《苏轼十讲》《苏轼苏辙研究》似乎也有意不以“文学家”的身份来限定他们,为什么呢?

朱刚:苏轼、苏辙在历史上的形象本来就是多面的。作为重要的政治家,他们在《宋史》里有单独的列传,而不像李白、杜甫,只能置于《唐书》的《文苑传》中。仅仅把他们看作文学家,是近代以来产生的“中国文学史”这个学科建设的结果。自此,我们视他们为“作家”,关心他们的“作品”。大概整个二十世纪都基本如此。这种情况到八十年代有所改变,八十年代的“文化热”导致了一种综合的倾向,以及相伴随的研究范式的转变。二苏的人格魅力、处世姿态,及其总体的精神感召力得到了普遍关注。就“苏学”学术史而言,标志性的论文是王水照先生发表于1989年的《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》。从这篇文章开始,王先生自己的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不光研究苏轼对文学史的贡献,而且以整体的文化的眼光,关心苏轼的思想、政治等方面,这也改变了“苏学”的面貌。其实,历代文人对于苏轼的讨论本就无所不包,兼及文学、学术和政治。近代以来,人们才依照古人最重要的特长,把他们置于不同的学科:程颐是哲学家,司马光是史学家,王安石主要是政治家,苏轼就成了文学家。于是,彼此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被拆散了。八十年代之后的研究逐渐像近代以前那样,整体地来关注这些人。我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王先生的方法,所以讨论的面自然会广一些。

《中国文学传统》,朱刚著,高等教育出版社,2018年5月出版,202页,32.00元

乌台诗案是苏轼的人生转折点,人们往往由此叹息东坡命运之多舛、新旧党争之激烈。您的研究打开了理解该事件的法制史维度。能谈谈您对乌台诗案及其意义的分析吗?

朱刚:过去关于乌台诗案的讨论大多围绕党争的问题。但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,它涉及诗歌的含义:苏轼的供状犹如一篇篇诗话。我们知道诗话在宋朝是相当流行的,当时的出版商想尽办法去获得案卷,刊行传播,就与诗话的流行相关。所以,流传下来的诗案资料就比较完整,别的案件我们只知道一个结果,这个案子还能看清楚整个司法过程。因此我设想的乌台诗案研究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。首先它是一桩司法案例。御史台弹劾、审讯,大理寺初判(“当徒二年,会赦当原”,即认定苏轼所犯之罪应该得到惩罚,但根据朝廷目前的赦令,依法赦免他的罪行),御史台反对初判,审刑院加以复议,却支持大理寺,最后由皇帝法外特责,将苏轼贬谪黄州——目前留存的材料足以让我们把这整个司法过程梳理出来。可以说,案件的处理是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进行的,宋朝采取鞫谳分司的司法制度,审讯和判决由不同的官署负责,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嫌犯的权利。乌台诗案判决时,主要引用了“律”和“敕”,前者是法律,后者是皇帝的圣旨,二者效力相当。固然,皇帝的话形同法律,这是“独裁”;但宋朝每隔一段时期就进行“编敕”,即把皇帝的圣旨、命令编订起来,做成了成文法,而既然有了这些成文的法条,以后碰到同类的事情,就须适用法条,不能随意改变处理方法了,换言之,“独裁”也就不是临时任意的。我认为大理寺和审刑院这两个司法机构正是根据现行有效的“律”、“敕”和赦令,对苏轼做了免罪的判决。至于政治事件的层次,是乌台诗案研究的第二个层次,就是谈它和党争的关系。而第三个层次,是诗话的层次。苏轼的供状无疑是诗话中的绝品,包含了对一批名作的权威解释。苏轼夫子自道,把自己的构思、用典一一解释出来,之后但凡政治方面有点放松,朝廷不禁止,就会有人把它们刻印出来,时人谁不想获得这样的资料呢?比如胡仔的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就大段节录了“诗案”,后来南宋人对诗案资料的阅读,也主要就当做诗话那样去读的。

元赵孟頫绘苏轼像

我的乌台诗案研究,主要讨论了前人忽视的明刊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卷八十六记录诗案的文本,我认为这是审刑院制作的文本。最近有法制史的专家回应了我的论文,就这份史料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的判断,不过也承认它里面包含了审刑院的意见。有的专家认为,大理寺、审刑院会这么判决,是因为事先就获得了皇帝的授意。这个意见对我很有启发。我们重新来看这个案件的一头一尾:头上苏轼被起诉,是说他“指斥乘舆”,就是骂了皇上;但最后判决的时候,适用的却是“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”的法条。这就很微妙了。你写了一首诗讽刺政策,是算骂皇上,还是骂宰相?骂皇上是要杀头的,骂宰相就“徒二年”。这就有了挪动的空间。从处理的结果看,或许对于罪行的认定是得到了皇帝的授意。这一方面说明皇帝的态度很重要,但另一方面,苏轼的态度其实也很重要。苏轼得逐一交代清楚他在诗里骂了谁,把每个他骂过的人都落实了,才能证明骂的不是皇上。他的供词之所以那么详细,我想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个利害关系。根据目前的记录看,他在押的第一个月还很抗拒,到后来就交代得越来越详细。有学者怀疑,苏轼受到了刑讯。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,但不是很大,他确实被逼问得很厉害,御史台的态度比较严厉,但并没有动刑方面的记载。我想关押了一段时间后,他意识到了利害关系,所以尽管很痛苦,还是把牵连人物的姓名都尽量交代了,最后的定罪量刑,适用的也就不是骂皇上的法条,而是诽谤大臣的法条。不过形式上,整个案子完全依据司法程序办理,引用具体法条判决,可以说相当规范,体现了司法领域在北宋时期达到的文明高度。

宋神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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